在歐洲到處晃啊晃的，不知不覺半年過去了。一路上除了希臘、馬其頓之外，也拜訪了幾間歐洲其他國家的學校，到過比利時、捷克和克羅埃西亞的國中、小學，跟當地學生們聊天。
然後，我來到了阿爾巴尼亞。
在這個過去曾經被形容為「比蘇聯還要共產極權」的前共產國家，人們出國旅行或是接觸到外國人的機會，遠遠低於其他歐洲國家。
尤其是身為亞洲人，走在這裡的路上，就像是走在時尚伸展台上一樣——周圍總會有一堆人因為你的經過而停止動作，瞠目結舌地盯著你看。我想，這邊的學校，應該很適合「沙發客來上課」的計畫吧……。
於是，我將「到阿爾巴尼亞的學校，進行沙發客來上課計畫」的想法，分享在當地的外國人社團，當天就收到了一位美國籍老師的回音：
「我很歡迎你來我們學校跟學生分享，不過我待的是國際學校，裡面學生原本就來自各國了，我想推薦你去一間位在阿爾巴尼亞山上的學校，我認識那邊的學校主任。 」
這封溫暖的回信，也牽起了我和阿爾巴尼亞的教育者，「多納老師」的緣分：
山區小鎮中的學校，「電視名人」的老師
一個月後，我結束了在阿國首都 Tirana 的打工換宿，準備在離開阿爾巴尼亞前，到美籍老師介紹的山區學校拜訪一下。
在山腳下搭到一輛吉普車，一路在只有碎石跟泥土的山路上上下下，顛簸了整整兩個小時，才終於到了鋪有柏油路的省道。
「所以你為什麼要去我們小鎮？」讓我搭便車過來的車主問我。
「我跟一個老師有約在鎮上，他住在附近的村莊。」我說。
「你有他的電話嗎？我幫你打給他。」他熱心地説，於是我將手機螢幕湊到他眼前。
「喔喔，是他阿！？」
「怎麼？他是你朋友嗎？」我問，想說也太巧。
「不是，不過我最近在電視上常看到他！」他一邊說，一邊幫我撥了通電話過去。 （後面會講到這位老師「上電視」的原因）
半個小時後，我終於在小鎮上的咖啡廳，見到了這位多納老師——他是這邊附近五間學校的主任，每天要輪流跑不同的學校去視察和教書。這邊的英文老師也是，五間學校只有一個英文老師，每個學校輪流跑，學生們每個禮拜上兩堂英文課。
當天晚上，我借宿在多納老師的家裡，三代同堂的家庭，只有一間浴室、兩間臥房，生病的爺爺奶奶睡在唯一有火爐的臥室，我跟老師一起睡在客廳的沙發。
在阿爾巴尼亞的課堂上介紹台灣——學生問：「你們也是這樣嗎？」
隔天，多納老師帶著我，去他們的學校跟學生聊天分享。
我先用蹩腳的阿爾巴尼亞文向學生自我介紹，然後用英文跟學生介紹台灣，再由多納老師來翻譯。
簡單分享完以後，我邀請學生一個一個到前面來，告訴我他們的名字，然後我將他們的名字寫成中文送給他們。在一邊寫字的同時，也看看學生們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的。
「你們的學校也像我們這樣嗎？」其中一個學生問的問題，讓我腦筋暫時停擺了一下。
「怎麼樣？」我下意識地問。
「你看這邊的教室，狀況並不是最好的，台灣的教室有比較好嗎？」多納指了指教室凹凸不平的地板跟暖爐——他們在上課的同時，還不時有同學要去給暖爐添加柴火。
我回憶了一下，自己進到這間教室的一連串過程：早上起床跟多納一起爬了十多分鐘，滿是垃圾、碎石的泥濘小徑，來到位於山坡另一端的其中一間學校。多納老師說，他這十年來每天都這樣子至少來回走兩趟以上。
台灣的學校，多數有大大的圍牆跟看似莊嚴的校門口，但這裡的學校，連一個寫著校名的牌子都沒有——學校裡面沒有鐘聲，每節上下課，有一個老師會真的拿鈴鐺出來「噹噹噹」搖晃著通知大家，學生通常會趁著十點多比較長的下課時間，跑去附近的雜貨店買一包洋芋片之類的零食吃……。
而當我說到台灣的學生，中午都要待在學校裡面吃營養午餐的時候，老師冒出的第一個問題是：「你們的學生家裡，都付得起午餐錢嗎？」
除此之外，學校裡面沒有電腦、沒有影印機、沒有圖書館、沒有保健室，甚至最讓我吃驚的，是這整間學校竟然連一盞燈都沒有……學生們從早上8 點上課到下午1 點，就早早放學回家了。
根本一點都不像……我就算在台灣最偏鄉的學校，也從沒有看過這麼簡陋的學校，而我所拜訪的，已經是多納老師所說，「這邊狀況最好的學校」了。
我可以想像這樣子的學校出現在印度、出現在菲律賓或是布吉納法索，但完全沒辦法想像我第一次接觸到這樣子的學校，竟然會是在阿爾巴尼亞。
「這裡是歐洲耶！」我在心裡面不斷地對自己說。
「只要 3,000 歐元，我們就能把這所新的學校蓋好」，然而 20 年就這樣過去
「我負責的五間學校裡面，其中有一間學校特別偏遠，車子完全進不去那個村子，我們的老師每天都得從村外走一個多小時，才有辦法到學校去上課。」
「從6 歲到15 歲，全校只有5 個學生，加上一個老師。那其實根本不是學校，只是一間沒有人住的房子，我們的老師就在那邊教那5 個學生。去年，這間房子的屋頂壞了，破了一個大洞，屋外的雨水還會直接落到教室裡，學生不應該在這樣子的環境下學習……」多納拿出手機，給我看那間他所說的「石板屋學校」——照片中，穿著白色實驗袍的老師，撐著雨傘在「噴上黑板漆的牆上」，用粉筆寫著字。
「我答應那邊的學生，要在村莊內蓋一間新的學校，但我們等不到政府來蓋——你看看這間學校，他們（政府）原本打算要蓋這麼大的學校，將這裡的學童集中、給他們較好的環境，但是最後只有蓋好這一部份，剩下的三分之一就這樣一直放在那邊，已經20 年了，沒有人知道那一部分的建設費用，跑到哪裡去了。」多納指著我去拜訪的第二間學校。
「 3,000 歐元，只要有3,000 歐元，我們就能夠把新的學校蓋起來，一間有廁所，有隔間和完整課桌椅的溫暖學校。所以前一陣子，我和學校的老師一起到首都去參加一個電視節目，很幸運地贏得了2,000 歐元的獎金，等於幫我們籌了一大半，但我們還是要等到錢湊齊了才有辦法開始動工。」多納老師說。
難怪讓我搭便車的車主，會說他在電視節目上看過多納老師……。
3,000 歐元，大約是台幣 10 萬元而已，但這已經是多納老師這份「五校主任」的教職工作，一整年的年薪了。對當地學生來說，這更是一個他們難以想像的天文數字——阿爾巴尼亞雖位於歐洲這個平均發展水平最高的大陸，但是當地鄉下的薪資，卻可以低到只有 100 歐元左右。
原來他們需要的，不過是教室裡的一盞燈而已
我到了這裡，才真切地感受到，這個世界上所謂的「貧富差距」，其距離有多麼地遙遠——自己這個在台灣幾乎可以被當作「低收入戶」的傢伙，在旅行時光靠打工的收入，竟然還能比當地人一天工作8 小時所賺的錢還多……而這種感覺，令我感到異常的難受。
最後，我還是沒能去拜訪那間多納老師口中，最偏遠的學校——平常在「沙發客來上課」活動的時候，我總是說自己希望能將重點放在相對偏鄉、弱勢的學生身上，我覺得沙發客來上課對這些缺少外界刺激的學生來說，幫助應該會比較大。
然而，這次終於來到了真的「絕對偏鄉」的學校，雖然學生們對我的分享，還是感到很新鮮、很有趣，但這卻是我第一次強烈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不滿.. ….更充滿了自省與難受之情：
身為一個異鄉旅人的我，來到了這邊的學校，受到了很大的震撼、啟發與收穫；但對這邊的學生來說，與其聽著我這個來自亞洲的陌生人，跟他們介紹台灣在哪裡，他們更需要的其實是遠遠更為基本的東西——那不過就只是教室裡面的一盞燈、或是一個「真正的」的黑板而已。
如果我不能多為他們做些什麼，不過是分享一段關於台灣的故事，之後拂袖而去，我又怎能心安理得地認為，自己已經「開拓了他們的視野」、「豐富了他們的課程」？
這一切的經歷，開始讓我重新思考，關於「教育」、和所謂「幫助他人」的本質，究竟是什麼……。
